1937年9月,博古以中央书记处代表身份被派住南京做代表,与蒋介石谈判。几经曲折,蒋在庐山发表了《对中国宣言的谈话》,抗日统一战线从此形成。博古在南京重建与恢复上海、南京、江苏、浙江等13个省市的党委和工委,发展党员近7万,还营救被关押的陶铸、王鹤寿、钱瑛等1000多名党员出狱。向南方18个革命根据地传达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指示他们在山区集结,占据有利阵地,遇敌袭击坚决反击,与谈判改编绝不允许其派人来,这样,除个别根据地有些损失,博古还与谈判组建新四军与出版《新华日报》等重大事项,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在武汉市中央长江局工作时,博古与周恩来签署发表了《对保卫大武汉》的意见,强调打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是错误的。博古在1943年9月《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中指出:“前后两个时期路线是错误的,错误造成的恶果,是不可胜计的,我个人在上面负着重大责任的,尤其是内战时期。”他说的前后两个时期的路线错误,后者指的是武汉,但是,在武汉博古还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发表过许多正确的意见。1938年10月17日至18日,他在《新华日报》发表的《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困难与前途》的文章中指出:“一个不起领导作用的政党则没有理由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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