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的思想在西方学术界广为传播,甚至被奉为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但却在社会主义阵营遭到了不公正的误读、批判和定性。这位十月革命之后向左转的“真正的者”,曾在他的自传里写道:“与马克思的关系,对每一个认真对待自己世界观的阐明,认真对待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当前的形势、自己在其中的地位以及对它的态度的知识分子说来,都是真正的试金石。”

苏东事变之后,世界向右转,卢卡奇则更多地遭到右翼势力的攻讦,其中有今天中东欧复燃的“白卫军”思潮。卢卡奇的雕像被迫移出,档案馆被关闭这位思想家在自己的家乡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2017年1月25日,布达佩斯市议会决定将捷尔吉卢卡奇的雕像从位于市十三区的公园移除。我们邀请到了哲学家G.M.塔马什对这件事的意义进行评论。G.M.塔马什是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他是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所的访问学者。

1914年之前,卢卡奇的早期作品被匈牙利文学界所深感厌恶。他的作品被认为过于“德意志化”那意味着,作品过于哲学化,而缺乏足够的印象主义和实证主义。当然,那仅仅是开始;从那时起,终其一生,卢卡奇始终被右翼不停地攻讦。在左翼圈子内,卢氏亦未得到善待。当他最重要的一本书,《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1923)出版时,遭到第二和第三国际的猛烈抨击,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该书方才再版。当时卢卡奇被下达最后通牒:如果他还想留在党内,他必须否定该书的内容,并且进行自我批评,而他最后也这样做了。

在1930年代,卢氏在苏联遭到了猛烈的批判。他从维也纳搬到了莫斯科不久后,便被流放至塔什干(Tashkent),并被禁声。但是在1945年,匈牙利仍需要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名声。他不情愿地回到了匈牙利;后来东德也是一个定居选择。在1947-48年匈牙利统一,专政建立后,“卢卡奇争论”被正式郑重提出:他被攻击为“右倾路线分子”,“布尔乔亚”,一个不尊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人(说实话,他确实这样)。他被再次禁声,并被禁止教学,或用匈牙利语出版,但是他的一些作品被偷运进了西德,并在那儿被印刷出来。

1956年,卢卡奇成为纳吉革命政府的一员。这也是他被苏军逮捕并被短暂递解到罗马尼亚的原因。当他返回匈牙利时,他已经被开除,列入黑名单并且强制退休。他必须再一次将他的文章偷运到国外,这时在西德,LuchterhandVerlag出版社开始出版他的全集(这个项目在2009年由AisthesisVerlag出版社接手)。在匈牙利和东德,都举行了对卢卡奇的批判活动;他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大量的文章开始对其挞伐,这些文字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1968年,卢卡奇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和抗议苏联出兵,以及支持西方的青年运动。他抗议苏联对布拉格的占领,这导致了他被另一次的剥夺权利。虽然后来在匈牙利改革过程中,他的党籍暗地里被恢复,某种程度上得到,但是这一切来得太迟了:卢卡奇在1971年去世。他的学生也被宣传部门批判谴责,并且被列入黑名单;他们失去了工作,作品也被禁止出版。

在今日的匈牙利,卢卡奇却落得“人民的敌人”的身后骂名因为他被判定:为匈共卡塔尔(Kdr)政权效劳的党领导人之一、党的宠臣和宣传喉舌(但同一个政权却一直想令他禁声闭嘴)。在今日保守分子官方纪念的1956年革命,他在革命政府的历史却被轻易地遗忘了。

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卢卡奇是一个真正的者。但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革命是在1917年。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卢氏是一个悲观的保守主义者。他与许多同时代的德国和奥地利作家一样,从右翼方面憎恶布尔乔亚。但是在1917年,他不再缄默,并抛弃了对传统的一切幻想。对于他和许多他的同辈们来说,革命带来了拯救:通过宣扬对剥削、阶级分化、脑体差别、恶法、财产、家庭、教会、监狱种种的终结,革命拯救了他们的心灵。从另一方面来说,革命也象征着国家的终结。

革命也意味着乌托邦的终结。在1919年(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之年)卢卡奇所写的文章(译按:指的是卢卡奇早期文章《策略与伦理》〔Tactics & Ethics〕):“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既是革命自身的目标,亦同时是它的实现”。因此,人类社会的驱动力是历史,而非乌托邦。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并不在世界之外,而内蕴其中。不能否认这种历史观带有宗教寓意,因为在一些卢卡奇后来的声明中亦有所呼应。例如,尽管卢氏对的失望,但是他仍然坚持留在党内因为教会之外无救赎(extra Ecclesiamnullasalus)。正是他和其他员的良心(conscience,另一个宗教术语),而非那些党领导人一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宣传,让党保持了正当性。

在他的主要著作之一的《青年黑格尔》(1948年第一版)中,卢卡奇讲了一个大思想者批判基督教“实证性”(positivity)的故事,黑格尔反对基督教会视宗教仅仅为传统和制度价值网络、以及宁要主教座堂甚于福音。令人讽刺的是,为了将法国革命的成果从革命浪漫主义和狂热中解救出来,这位思想者成为了传统秩序、实证性的最重要的捍卫者。我认为这个故事,正是卢卡奇思想自传的隐喻。言外之意,他也承认无力改变。

西方人现在只知道反对的自由主义,这是由反法西斯的流亡人士如卡尔波普(Karl Popper)、汉纳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以及前左翼人士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伊尼亚齐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和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所开创的传统。在1968年之后,这种思潮逐渐由中东欧以及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地下人权组织所接续。但是在西方鲜为人知的是另一种“白卫军”(white guard)式的思潮,在一、二战中间时期,这种思想在欧洲大陆广为流传,在今日的中东欧,包括匈牙利,又有复燃之势。“白卫军”视社会主义和为下层(Untermensch)的崛起。对于这些分子来说,不是意味着太少、而是太多的自由,而平等思想是一种反自然的罪恶(sin)。

这些人将“基督徒”视作“异教徒”,对于他们来说,普世价值意味着暴民统治,而“”和“法治”则是勇气精神的丧失。这些人相信到女人那儿去要带着鞭子和棍杖,对同性恋者应拳打脚踢。他们相信对待黎凡特黑人,应当弄瞎他们的双眼。

然而,当一个人在公园中,感觉竖立有争议思想家的雕像是为了鸽子(栖息)的时候,他必须认识到:正是这些分子准备毁掉卢卡奇的雕像。他们亦将会拆散卢卡奇的档案馆(由匈牙利科学院所拥有和管理,他们胆怯地一事无成),丢弃到布达佩斯肮脏的旮旯。

而且,卢卡奇是犹太人,当局不会公开地宣传他们的反犹主义,但是移走雕像这一事件是反犹主义活动的一部分。

作为现在人类史上伟大革命的见证者和哲学家,卢卡奇的存在绝不见容与奥班维克多(Viktor Orbn)政权。他的“国家合作系统”宁愿膜拜足球和杜松子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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